当女人成为足球冠军:反思足球运动里的男子气概与女性污名

日中国女足在亚洲杯上夺得冠军,在决赛上半场落后两分的情况,下半场后半小时连进三球,反败为胜,出彩的表现震撼全场。教练水庆霞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番话不只是礼貌性谦虚,事实是中国女足曾多次在国际赛场中取得优异成绩,包括

在荣耀时刻之外,女足似乎很少进入中国球迷的视线,不含性别指向的“国足”二字被默认为男足,女足比赛总是被贴上对抗性不够、观赏性不强的标签。足球自发明伊始就是一项强调男子阳刚气概(masculinity)的运动,女性到近五十年才有参加足球比赛的资格,但直到现在,和足球有关的女性形象仍充斥着刻板印象与性别偏见:她们是夺冠却还不结婚的大龄球员,是看球只看脸的伪球迷,是作为凝视对象的性感足球宝贝。女足再次夺冠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宝贵的审视足球运动中男子气概的契机,回望女性如何一步步掌握足球技艺、争取参赛机会并最终在赛场创造佳绩的历史,更让我们相信,无论是参与还是观看,足球运动的乐趣属于每一个人。

2011年中超联赛上,西安浐灞国际足球队的加油歌《爷们儿》在网络上迅速传播,歌词写道,“是男人就要踢足球,嘿!是爷们就要争上游,嘿!不认卯,不低头,一直向前走。”这类男性气质与足球的紧密绑定,在足球的文化和历史中并不鲜见。

英国人类学家德斯蒙德·莫里斯在《为什么是足球》中认为,足球源于男性狩猎本能,19世纪以前,英国因为足球太过野蛮而多次禁止这项运动,那时人们甚至可以在赛场上使用武器,足球比赛时常发展成激烈斗殴。后来,英国公学改造了足球,并为比赛设立规则,通过足球培养男性的强壮身体与团队意识。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英国工人阶级兴起,足球因其成本低廉和浓厚的社群感,在劳工与移民男性群体中再次受到欢迎。那个时代的英国工人群体在文化上崇尚暴力、粗野与强壮的男性力量。在电影《跳出我天地》里,英国底层矿工家人极力反对爱上芭蕾的男孩,坚信男子汉应该学拳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保罗·威利斯的著作《学做工》也指出,工人阶级男性将男子气概看得极其重要,好胜、暴力、粗野是令人赞誉的特质,娘娘腔则最为可耻;同龄人尊敬会打架的男孩,鄙视读书人与办公室员工;许多人有严重的性别歧视倾向,一边极度看重女性贞操,一边玩弄女性。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足球的受众已经从工人阶级群体推广至社会各个阶层,不变的是,这项运动仍与男子气概紧密相连。正如伦敦艺术大学校长格雷森·佩里(Grayson Perry)在《男性的衰落》中所说,“男人们通过劳动展示自己真男人风采的场景不再,他们就通过踢足球来表现男子气概,或是通过去某些场所活动来证明自己。”鲜明的男子气概特征——不轻易哭泣、好胜、粗暴强硬——是球场里赞许的品质,男子气概不合格者成为众矢之的。乌拉圭球员何塞·希门尼斯以爱哭著名,这犯了足球场的大忌,2018年世界杯,他在比赛结束前就为乌拉圭即将战败法国而流泪,观众都表示震惊,英国解说员加里·内维尔认为希门尼斯的真情流露“令人尴尬,十分丢人”,内维尔暗示希门尼斯不是“真正的男人”,因为他面对失败竟然会哭泣。

足球场上出现身体对抗是常事,许多有意的侵犯攻击在赛事期间被道德合理化,球员在疼痛时的反应过大反而会遭到嘲笑。最典型的例子是巴西球星内马尔——他比赛受伤时常出现剧烈反应,比如大幅度摔跤、草地打滚、高声叫嚷。这些动作被制作成表情包、剪辑成动图广为传播、成为笑柄;一家瑞士广播公司甚至做出过这样的计算,内马尔在世界杯的草地上花了整整14分钟时间扭来扭去;墨西哥教练奥索里普评价称,“因为一个队员让比赛时间耗费了那么多,这让足球运动蒙羞,也给球迷和青少年运动员做了一个不好的榜样。足球是强者的表演、男人的游戏,不是让小丑演戏。”似乎没有人站在内马尔一边——满地打滚是不是因为他真的感到很疼?这是否出于面对球场恶意暴力的自我防卫?2014年,内马尔被祖尼加撞成脊椎骨裂,犯规的祖尼加没有被黄牌,也极少有媒体声讨,而内马尔提醒裁判犯规的假摔却因不够男人而“让足球运动蒙羞”。

强调的阳刚之气的另一面是足球场上的恐同文化。日本女性主义学者上野千鹤子曾在《厌女》中谈到男性气概对同性恋的恐惧与排斥,“男人对潜伏在自己集团中的‘同性恋’的恐惧,也就是对自己也许会被当作性的客体即丧失主体地位的恐惧。所以,男性集团中对同性恋的搜索非常严厉。这就是‘同性恋憎恶’。”纵使足球运动员总在宣扬队友间的兄弟情义,但情义一旦“过火”就会引来人们的不满。《为什么是足球》记录了评论家对足球队队员在胜利后互相拥抱的批评,“这些身体亲密关系不仅是公开的,而且还是男性对男性的……这太女人气。”对“娘娘腔”、“基佬”的羞辱充斥足球运动赛场,在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赛场上,墨西哥球迷向德国门将曼努埃尔·诺伊尔大吼“男妓”,因为诺伊尔曾在媒体访谈中支持同性恋球员。那一届世界杯的举办方警告性少数球迷,尽量不要在公共场合暴露同性恋倾向,不然可能遭到其他人攻击。毕竟,在第一个公开出柜的英国顶级联赛球醒贾斯汀·法沙努的例子中,即使当时处于职业生涯巅峰期,他在公开性取向后仍持续遭到羞辱,辗转多个俱乐部,最后绝望自杀。

纵观历史,足球赛场的主导者们不仅曾限制女性的参与,也污名女性对足球的观看。女子足球的兴盛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国,男性上前线后,女性开始在后方从事工厂工作,闲暇时间一起踢球。随着战争进行,越来越多的女子足球队涌现,比赛也逐渐受人关注,早在1920年,英国古迪逊公园的一场女子足球比赛就吸引了五万多名观众。球员们兴致高涨,据说有名的女球员Jennie Morgan婚礼一结束就直接来踢比赛,并且连进两球;运动员Lily Parr的射门极其有力,以至于曾击断一名职业男门将的手臂。然而,战争结束后,女性逐渐回到家庭生活中“应有的位置”上:1921年,英国足球协会(Football Association in England)认为足球“非常不适合女性参与”,并禁止俱乐部为女性提供足球场地,这道禁令在50年后才真正解除。

如今,纵使男女球员有平等的参与权,女球员的专业水平仍难得到平等的关注。1936年,在报道日本游泳项目选手前畑秀子成为首位奥运夺金女运动员时,日本最大媒体《朝日新闻》所用的标题是:“接下来是结婚”。90年后,体育报道在这一方面似乎没有太大进步,人们对女运动员的关注还是落在外貌身材、情感婚姻等同职业能力完全无关的话题上——体育记者庞晓玮曾研究了2015年6月7日-7月6日《中国体育报》《足球报》《体坛周报》《东方体育日报》对世界杯中女足运动员的报道,四份报刊着重突出的都是球员们美丽、可爱、令人心疼的“邻家女孩”形象;2022年女足夺得亚洲杯冠军后,河南都市生活日报《大河报》的新闻标题是“女足队长还是单身,夺冠女足队长妈妈公开择婿标准”,被许多媒体转载。半决赛里女足队员露出的腰部纹身也成为颇受关注,许多网友指责“女孩子不应该纹身”,B站和等网站甚至出现了对女球员的羞辱。

在另一边,女球迷的观看也遭到贬低与性化。世界杯期间,虎扑流传着“教女友看球”攻略,开篇是如何以低幼化语言向女朋友介绍足球是什么东西——“足球就是一个草地上有两伙人,一起争一个球。”在攻略中,女友不知道为什么世界杯没有皇家马德里、姚明是篮球还是足球运动员,在男性介绍了一大段越位知识后,女友沉默半晌,问的是“你觉得厄齐尔帅不帅?”。这份攻略还写道,教会女朋友最好的办法,就是把球队和口红色号、奢侈品品牌比对,只知道买买买的她就可以看懂这套“男孩游戏”了。现实中,女性并不是足球赛事的局外人,早在1990年的韩日世界杯上,意大利与墨西哥之战中的女性观众比例就首次超过男性。根据携程网与去哪儿网的统计数据,2018年赴俄观看世界杯的中国十万球迷中,女性数量多于男性。这些数据并不能为女性看球正名,财经专栏作家石述思就曾转发携程这一数据并评价称:“一场伪球迷盛宴开始。”

女性观众虽屡屡被污名为不懂球的伪球迷,但却是这一男性游戏里必不可少的调味品,是在正经比赛之余愉悦心情的观赏物,是在智力上被矮化、身体上被性化的“胸大无脑”形象。在世界杯和欧冠期间,Twitter上都会出现给女球迷打分的热门标签,虎扑上“最美女球迷”的帖子也总能引发热烈讨论,这些照片里的女球迷身材热辣、穿着性感,富含色情挑逗意味,大多并非真正的女观众,而是色情明星的写真照。评论区里泛滥着“世界‘杯’”、“女‘球’迷”等黄色玩笑,常规的女性观众被遮蔽,足球场中女性的性意味被极力凸显。上野千鹤子在《厌女》中认为,“有毒的”男子气概会导向对女性的物化,“确认男人的主体性的机制,则是将女人客体化。通过一致将女人作为性的客体,使性的主体者之间的相互认可和团结得以成立。所以,厌女症就是绝不将女人视为与自己同等的性的主体,而是将女人客体化、他者化,更直接地说,就是歧视、蔑视。”根据果壳网的报道,一半以上的女球迷在看球时遭受性别歧视,包括球迷身份受质疑、被男性“强行科普”以及开不合适的玩笑等,有8.5%女性表示曾经在现场遭遇过“对自己的身体的多余关注”甚至骚扰。

此外,足球运动中的男女薪酬不同也是一个世界现象,BBC的一则报道中提到,2018年男子足球世界杯的所有球队所得奖金是4亿美元,而2019年法国女足世界杯的女子球队一共获得奖金3000万美元。如此差异巨大的报酬,也引得2019年美国女足夺冠时领奖台边球迷齐声高喊“Equal Pay”(同工同酬)。

诚然,女子足球的低报酬是市场机制的反映,而市场始终受到文化与社会因素影响,完全诉诸市场规则并不能合理化男女球员工资差异之巨大,反倒是落入了新自由主义的话语陷阱。全球的许多媒体都总结过为何女足吸金能力不如男足的原因:首先,女子足球与对抗性不足、观赏性缺失的标签绑定,比赛难以吸引观众;女足的市场化与职业化和男足相差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到现在还不够成熟;女球星极少,因为女性婚姻与怀孕导致的训练中断会对职业生涯产生极大影响。然而,无论是只谈对抗性的单一观赏标准,还是女子足球职业化的起步晚、发展慢,抑或女球员面对家庭压力导致的发展受限,都不是性别歧视的根本原因。市场并不能成为不公的万能答案,市场何以至此、是否理应至此,或许才是更值得思考的问题。

女球员对同工同酬的争取仍在持续。2019年,28名美国女足球员对美国足协发起了“性别歧视”的法律起诉,美国女足在饮食与住宿方面与男足的差距正在逐步缩小;欧洲在争取平等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挪威与荷兰女足与男足国家队签订了酬劳协议,规定女足球员可以拿到与男足同样薪酬。然而,同工同酬在全世界足球业内的大规模实现仍然前路漫漫。我们在为女足喝彩的同时,不应忘记女性在足球运动里仍面临的不公与限制,美好的足球赛场既要有激情的对抗,也应有公平的联合。

【英】德斯蒙德·莫里斯 《为什么是足球?》未读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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